不止上海，北京、天津、山东等地工商部门都对企业工商信息查询增加了新限制

财新《新世纪》记者 任重远 赵何娟　　

    一份名为《关于律师查询企业工商登记内档有关问题的说明》的文件，于3月下旬由上海市律协发到该市各律师事务所。

　　该说明显示，上海市工商局要求，今后“律师需持法院立案通知书或者调查令，方可查询企业工商登记内档中的企业年检登记材料、财务报表”。上海市律协已与市工商局有所沟通，并将进一步与市高院积极磋商，争取通过落实其他制度，解决上述问题。

　　在沪上律师界流传已久的“上海工商信息查询范围将收紧”，得到了权威确认。这给从事非诉讼法律业务的律师，带来了明显不便。

　　据财新记者了解，2012年春节后，不止上海，北京、天津、山东等地的工商部门，都对企业工商信息查询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新的限制。此前在企业工商信息查询方面相对开放的上海，此番重新走向限制，更为引人注目。

　　一位上海律师透露，他曾听到上海工商部门人士提及，此番收紧与美国浑水公司做空中概股，从工商资料查询获取信息有关。不过，上海市工商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均否认这一说法。

　　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企业工商信息公开的范围如何界定，查询门槛如何把握，一直缺乏明确标准。一方面现行的规则滞后，另一方面各地实际掌握的尺度松紧不一，且政策变幻不定。

　　企业工商登记，主要是出于保障交易安全和服务市场主体之目的，但在实际中却偏于“政府管理”而失之“市场服务”。工商信息查询尺度的松紧，往往也系于管理便利和利益格局。

　　财新记者获悉，国家工商总局正着手对《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》进行修订，明确前述边界，是为要务。

尺度收紧

　　“这是国家（总）局的要求，上海必须执行。”面对疑问，上海市工商局档案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财新记者咨询时如是解释。

　　根据国家工商总局2003年修订的《企业登记档案资料查询办法》（下称《查询办法》），“企业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、开户银行及账号”，不在可查询范围之内。

　　这位人士介绍，上海工商查询尺度的收紧，并不是出台“新规”，只是应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大检查的要求，严格执行规定。“这部分（企业年检登记材料、财务报表）原本就是不让查的。但是当初，司法局和我们协调之后，考虑到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就没有执行国家局的这个规定。今年国家总局对此进行了重申。”

　　上海之外，本次收紧的查询范围，则不仅限于企业年检登记材料和财务报表，而是包括了全部的“企业内档”。因为在绝大部分地方，在此之前，年检和财报等信息也是不能查的。

　　所谓“企业内档”，是相对于“企业外档”而言。虽然各地工商机关对这两个概念的把握有不同，但一般而言，“外档”仅限于企业“机读档案目录”（又称“机读卡”）上所列明的信息，包括企业名称、注册地点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注册资金等。内容非常有限，远少于《查询办法》中列举的“机读信息”。而“内档”则包括了企业向工商部门提交的所有其他材料，包括公司章程、股东会决议、股权结构等。

　　山东省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，今年春节之后，山东省工商局便发布了文件，除非持法院立案证明，律师不得查询企业内档。而北京和天津则仅针对部分内档查询重新设限。之前，上述两地的惯例一直是“内档只有律师才可查，年检和财报不能查”。

　　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，“年初市局给我们开会，要求涉及商业秘密和私人信息的，都不能给。现在系统还没调过来，律师打印完材料，我们还要看一下，把不合适的挑出来。包括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。”

为何收紧

　　国家工商总局的人士在财新记者咨询时确认，总局没有就此“发文”，但确有收紧的意思，主要是涉及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方面。该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涉及商业秘密方面，“肯定是出过事情的”。

　　上海律师游云庭则透露，他去当地工商局查档时，听到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，美国浑水公司做空中国概念股过程中，很多信息是从工商资料查询渠道获得的，这是政策收紧的缘由。游云庭就此发了一条微博，上海市工商局的官方微博给他发了条私信，否认这一说法。财新记者向国家工商总局求证时，也得到否认的表示。

　　不过，美国一家投行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向财新记者介绍，来自中国的工商登记资料，确实是2010年开始蔓延的做空“中概股”中的关键信息。

　　美国做空机构委托中国的商务调查机构或律师，查询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或其业务伙伴的工商资料，发现其中的一些财务数据，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提交的上市文件中的一些数据差异巨大。这给后来包括浑水（Muddy Waters Fund）在内的多家著名做空机构提供了参照样本。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，2010年之后被指责财务造假的中国在美上市公司，大多存在中国工商资料和美国上市文件不符的问题。

　　美国著名的做空机构浑水，连续多起针对中国概念股企业的发难，都与其获取的中国工商资料有关。2010年6月成立的浑水，其创始人卡尔森·布洛克（Carson Block）曾经就职于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。

门槛乱象

　　据财新记者了解，相比起上述各地春节后才进行的收紧，就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，在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方面，一直都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。有的地方，若非立案，所有人都只能查询外档；有的地方，律师可以查询内档，普通人只能查询外档。

　　最极端的一些地方，要查询任何工商信息，都要有主管领导的签字。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工商局的工作人员称，“要是谁都能查，那就乱了套了。”

　　杭州一位律师介绍他的经验时说，“各地都有土政策，也都有办法突破。”同样在杭州，省工商局就很松，普通人“长相比较老实的”，拿个身份证过去就能查内档。到了杭州市局，律师也要立案后才能查。

　　而根据一位山东律师的经历，在潍坊，不仅各个县市的政策不同，甚至同一个工商局的不同办事员，掌握的标准也不尽相同。

　　在河南、辽宁、广东等省，类似的情况也都普遍存在。有的需要先缴纳查询费，有的需要先申请、一周后才公布。在允许查阅的范围内，复印材料的费用，也从每页1角到5元不等。

　　由于市场对工商查询有客观需求，工商机关不规范的限制，只是催生了其他问题。“实在逼急了，就去搞一个假的诉讼，拿到立案证明后再撤诉。”一位深圳的律师告诉财新记者。

　　一些灰色的空间也由此产生。有上海、广州、杭州等地的律师证实，他们都接触过不少所谓的“咨询公司”，可以提供“查档服务”。“视距离远近，以及城市大小等因素，价格不定。一般三五百元，基本不超过1000元。还有些地方的工商局，只要给钱，所有的档案都能查。就算不能打印，至少让你抄一下。”杭州的一位律师告诉财新记者。

　　而在深圳，就企业工商信息查询，曾上演过一场由松转紧、又放松的弹簧游戏。据几位深圳律师介绍，2005年至2008年，是深圳市工商查询最为宽松的阶段。当时，律师持律所介绍信，所有的内档都能查询。只是要交一笔五十至100元的查询费，每复印一页材料，交2元钱。

　　2008年出台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查询收费做了严格的限制和界定，“查询信息不能乱收钱了，好多资料也都不能查了。”深圳市融关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介绍，工商部门把一些信息上网，查询方便，但是信息范围很窄。

　　律师去深圳市工商局（现市场监督局）查询，没有立案证明，很多资料都不能查。律师界反弹非常激烈，不断地通过律协进行反映，终于在2011年的下半年，解决了非诉讼律师的查档问题。

边界何在

　　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“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，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。”

　　按照国家工商总局2003年修订的《查询办法》，各组织、个人均可向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机读档案资料查询，范围包括企业登记事项、企业登记报批文件、企业变更事项、企业注销事项和监督检查事项等。其中监督检查事项包括企业被处罚记录和年度检验情况，但“企业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、开户银行及帐号”不在可查询范围内。该办法也没有对公众查询机读档案设置任何条件。

　　《查询办法》对“书式档案”（主要包括核准登记企业的全部原始登记档案资料）的查询作出了一定限制。但在实践中，由于各地的工商登记档案电子化程度不同，相关界分混乱，各地把这一限制扩展到了“机读档案”，把面向公众可查的“机读档案”，变成了一张“机读卡”（主要是机读档案目录），即所谓“外档”，而“内档”则包括了机读档案和书式档案。

　　以这种标准来界分可查询的范围和限制，从工商部门的管理角度来说简单方便。外档查询门槛低，但信息有限；内档信息多，但查询限制多。其中，最普遍的做法是，以“法院立案”和“律师身份”两个条件对公众查询机读档案信息进行限制。

　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表示，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信息之外，无论是“法院立案”还是“律师身份”的门槛，都是在对公众知情权的实质性限制。

　　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教授看来，公司登记信息对外公示，是我国《公司法》的一个基本原则，这主要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。很多查询，都是发生在公司交易过程中，为了核实交易对象是否具有合法的资格、是否真实存在等，如果以“法院立案”作为限制，就将工商查询局限在了诉讼状态，使得《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形同虚设。

　　至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问题，王涌表示，这并不构成限制查询的简单理由。当前可在工商机关查询的企业信息，主要包括企业的设立信息（包括变更登记的信息）和年检信息。对于企业设立登记信息，包括章程、股东等情况，应当完全公开，不应设立任何查询障碍；对于包含财务状况等的年检信息，在对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信息做出适当处理后，也应当公开。

　　 王涌认为，按照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，工商信息查询应该更加放开，而不是收紧。

　　而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双根看来，从法律的角度看，公示的效力——才是商事登记的核心，查阅权只是一个附带问题。

　　很多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，负责商事登记的机构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工商行政机关，有的在商会、行会，或者法院。登记主要也不是为了政府管理，任何人基于登记信息作出的判断，都会获得法律的保护。

　　不仅对交易相对方，有助于保障交易安全，从登记者自身的角度，也可以帮助其规避风险。登记就意味着对信息进行了公示，例如，如果某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已在工商机关登记，若有人冒充公司的股东去交易，该公司就很容易得到免责。

　　君合律师事务所纽约分所合伙人郝勇介绍，美国各州的法律对非公众公司的登记要求很少，不需要登记包括股东信息，股权变更，重大事项等事项，更不会有财务信息。“并非什么都有必要告诉政府”，如果商业合作方需要了解，主要依赖于这个公司自己的“陈述保证”。

　　郝勇说，美国更强调私人交易各方的诚信，有其完善的征信系统、法律系统和税务系统等为保障。企业欺骗或财务造假等的代价很大，不仅会面临高额民事赔偿，甚至会构成刑事犯罪。

　　张双根提出，中国要体现“服务本位”，应该对现有的登记制度进行优化。在法定的登记内容以外，再给企业一些空间，自己选择某些重要的信息进行登记。“问题的关键是工商机关的定位问题。它是一个管理机构，还是辅助市场主体的服务功能的机构？”政府的权力之手伸得太远，就容易出现寻租的空间和风险。工商部门应当是个中介服务结构，不能赋予其太多的职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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